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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: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缘巧合
发布时间:2022-06-12        

  《创新的起源: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》,马特·里德利著,王大鹏、张智慧译,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

  如今,我们进入了一个追求并加速创新的时代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在努力加大科研投入,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和激发原始创新,从而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,拔得头筹。我国更是把创新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

  但是,当人们在谈论创新时,我们在谈些什么?众人都在关心创新结果的时候,谁在关注创新的起源是什么?创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?创新的本质又是什么?如果能够赋予创新拟人化的表达,也许它自己也十分疑惑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《创新的起源: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》(以下简称《创新的起源》)这本书就是回溯创新诞生的历程。

  “创新是积累后,思维火花的乍现,也是机缘巧合下偶然中的必然。”本书译者之一、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如是说。

  虽然名为《创新的起源》,但是作者并没有在开篇就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,而是从科技史讲起。科技史是王大鹏和张智慧两位译者比较感兴趣的领域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们才接受了出版社翻译此书的约请。

  那么科技史和创新有何关系呢?事实上,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,本身就是一部宏大的、人类思想火花不断累积进而升华的创新集合。

  “人们总认为创新是在某个时间点上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突发奇想,但如果纵观历史,你就会发现创新是创新者在前人不断摸索积累下,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产物。”王大鹏说。

  作者马特·里德利在书中写道:在我们所知晓和尚未知晓那些技术创新的故事中,不同领域的创新历史揭示出的模式惊人一致,即无论它发生在昨天还是两个世纪前,无论是高科技还是低技术,无论它是一个大设备还是一个小设备,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,无论它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还是有益的,成功的创新通常遵循大致相同的路径。历史上技术创新的具体实例无不存在着创新的自由思考、偶然发生以及曲折过程。

  众所周知的莱特兄弟,于1903年12月17日曾让飞机成功在空中飞行。这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时刻。但如果换个角度看,这项创新成果的另一面就会展现在公众眼前。“如果那天没有强劲的逆风,就不可能成功,并且在此之前,还有多次失败的尝试。这源于几年的艰苦努力、实验和学习,逐步将动力飞行所需的所有能力汇集在一起。”作者写道。

  书中还提到,莱特兄弟的天才恰恰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渐进的、迭代的过程中,没有指望首次尝试就建造一台飞行机器。在基蒂霍克这个小渔村的高光时刻背后,是莱特兄弟好几年的艰苦努力以及不断的摸索和反思,直到他们搞清楚如何让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几个小时、如何在没有逆风的情况下起飞,以及如何转弯和降落。越是深入审视飞机的历史,越会发现这一过程是渐进的。事实上,起飞这一刻本身也是随着机轮重量的逐渐下降而渐进实现的。

 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也是如此。虽然缘于詹姆斯·沃森与弗朗西斯·克里克认识到线性数字代码为何必须位于生命的核心,但正如加雷思·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《解开双螺旋》中对此前工作解释的那样,“这只是一个漫长的、牢骚满腹的发现故事中的那段高潮”。

  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既有飞跃性的突破也有小小的便利。例如,人类对狗的驯化、下水道中防止反味的U型管,行李箱下面的轮子,等等。

  只是普通人往往将眼光聚焦在可以应用的技术结果上,而对科学研究本身兴趣不大。那么先有科学研究才有了技术进步,还是先有技术的应用才有科学家对其背后科学原理的探索呢?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后者。

  为《创新的起源》作序的华大基因CEO尹烨,在序言中写道: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·布伦纳谈论20世纪80年代的生物学的一句名言令我印象颇深:“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新技术、新发现和新想法,新技术优于新发现,新发现优于新想法。”这句话强调了工具的重要性,尤其强调了先进的工具比聪明的脑袋更重要。试想一下,如果人类没有发明显微镜,微生物学不可能建立;若没有发明测序技术,则不可能有基因组学。正是因为创新集成孕育了新技术,新技术带来了新发现,新发现催生了新理念,进而产生了新科学和新学科。

  “作者也是这个观点。”王大鹏说道,“就像是阿基米德跳入浴缸后,发现浴缸里的水随着身体的浸入而不断溢出,于是恍然大悟,光着身子跳出浴缸,嘴里大叫着Eureka(希腊文意为我找到了)!”阿基米德正是顺着这一现象深入研究,最终从中发现了浮力定律。

  正如书中第九章“创造经济学”中提到的,“创新既是科学之母,也是科学之女”。作者并不认可所谓“科学—技术—创新”的“线性模式”,还纠正了对“线性模式”的圣经,即拜登上台后再次大热的来自1945年范内瓦尔·布什的《科学:无尽的前沿》的误解。

  尹烨说,虽然人们常将科技联用,但其实往往没有搞清楚“科学”和“技术”的关系,科学一般指发现,即认识自然的能力,故往往只有“第一”才能被世人认知;而技术一般指发明,即改造自然的能力,很明显这个可以不断地追赶迭代,最后比拼的是效率。而创新明显在二者之间都可以存在。

  虽然已经翻译过几部科普类图书,同时也关注科技传播和科技史的研究,王大鹏依然认为自己储备不足。谈及遗憾,他坦言,如果在翻译此书之前,读过作者此前写过的《理性乐观派》《自上而下》等书,对这本书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。“事实上,作者在《自上而下》这本书中的一章已经提到创新起源的概念,可以说是为这本书埋下了伏笔。”王大鹏说。更令他心生钦佩的是作者的学科背景虽然是动物学,却写出了跨学科的其他书籍,并且旁征博引,令读者有所启发。

  “这些启发式的语言散落在书中各处,需要读者细心寻找并反复咀嚼。”王大鹏说。例如在每一章节的开篇,作者都引用了大师们的名言警句,其中以老福特的“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,而这次你会更加明智”作为第三章“交通”的引语;作者还选择颇具讽刺意味的句子——有一个关于摩尔定律的定律。预测摩尔定律失效的人的数量每两年会翻一番作为第六章“通信与计算”的引言……

  此外,书中关于创新还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观点,譬如知识产权到底是维护了创新还是抑制了创新?创新仅诞生在科学家范围内吗?

  而这种引人深思的见解并不局限于对创新的思考,还包含了对培养创新土壤的探讨。对此,王大鹏深有感触。在不久前我国印发的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(2021—2035年)》(以下简称《纲要》)中,明确了突出科学精神引领、坚持协同推进、深化供给侧改革、扩大开放合作四项原则。

  “这次新颁布的《纲要》将科学精神提到第一位,说明国家对于科学精神的重视。而科学精神、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需要科普工作传递给大众,因此科普为创新提供了土壤。”作为科学传播的研究者,王大鹏更觉重任在肩,“正如科幻作家卡尔·萨根所说,我们真正的危险在于构造了一个基本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,却几乎没有人懂科学和技术,因此他坚持认为,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——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,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。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,谁来完成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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